五、《史记》的礼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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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与法家法治相对立的政治思想，是德制生发于外在的结果，也是等级社会维护自身的需要。礼治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治的主要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孝仁义”，后来发展为“尊贤使能”、“礼下庶人”。《史记》中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礼治是按照人情制定的

司马迁通过研究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得知礼治是按照人情制定的。《史记礼书》：“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太史公司马迁说，礼的美德实在是崇高而伟大啊！主管制约着万物，差遣使用着百姓，难道只是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吗？我曾经去过大行礼官那里，探究夏、商、周三代礼制增减的演变情形，才清楚“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按照人情来制定礼节，依据人性来制定仪式，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司马迁认为，礼治是因人情而制定，因此礼节是因人而产生的。《史记礼书》记载：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

礼节是因人而产生的，人生有许多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出来怨愤，怨愤到了极限就会有争斗，争斗就会产生祸乱。古代先贤厌恶这种混乱的局面，“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因此制定礼仪用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人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质不足而受到抑制，物质也不致于因为欲望太大而枯竭，物质与欲望二者彼此相互协调，这样礼就产生了。“故礼者养也。”所以礼便是调养的意思。“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稻米、高粱等五种粮食是用来养人之口的；椒、兰等香草是用来养人之鼻的；管弦钟鼓的音乐是养人之耳的；雕刻镂制的花纹是养人眼目的；大房屋以及几案座椅是用来养人身体的。因此礼就是调养的意思，可以调养人的性情。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出任齐国的相国执政之后，凭借着齐国在海滨的区区之地，流通货物，积累财富，齐国变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因此管仲在《管子》中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仓库的储备充实了之后，百姓才能知晓礼节；百姓的衣食丰裕了之后，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稳固。不能推行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礼治是依照人情制定的，因此国家颁布的政令应当像流水一样，顺着人情、民心流下。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到达齐国后，修明齐国政事，“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顺应齐地的风俗，简化了礼仪规范，开放工业、商业，使得渔业、盐业获利，因此很多百姓都归附齐国。姜太公在齐国依照人情制定礼仪，使齐国成为了大国。

二、礼治是强国固家的根本

司马迁认为，礼治是强国固家的根本。《史记礼书》记载：“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礼是治世辨惑的最高准则，是国家稳固强盛的根本，是施行威严的基本方法，是功业名声的总表现。“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王公们遵循礼治就能够一统天下，让诸侯臣服；反之，如果不遵循礼治，就会毁灭社稷，破家亡国。“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所以，坚韧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并不足以确保胜利；高耸的城墙、深不可测的护城河，并不足以坚固不破；严苛的法令、繁杂的刑罚，并不能够以增加威严。“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依照礼治办事，就能确保事事成功，不依照礼治办事，就会失败。

礼治是治国的根本，天地、先祖、君师则是礼治的根本。《史记礼书》记载：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天地是生命之本，祖先是宗族种类之本，君主与师长是国家治理、安定之本。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万物呢？没有祖先哪里会有后世子孙呢？没有君主和师长，怎么会有国家的管理呢？以上三者如果缺少或者偏废，那么老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所以，上到奉事天，下到奉事地，尊敬祖先并突出君主和师长的地位，是礼的三个根本原则。

礼治具有深厚的内涵，依照礼治办事有助于分辨是非曲直。《史记礼书》记载：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

礼的内涵实在是深奥呀，“坚白同异”的理论辨析入微，与礼相比，就显得软弱无力了。礼的内涵实在是太深渊了，擅自制作典章制度，坚持狭隘、浅陋理论的人，与礼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了。礼的内涵实在是太高尚了，那些粗暴、傲慢、放纵、轻视礼俗、自认为高明的人，与礼相比，就显得卑微渺小了。所以绳墨既设，就不可以把曲线说成是直线；秤锤已悬，就不可以把轻的说成是重的；圆规和角尺摆在那里，就不可以把方的说成是圆的；君子小心依照礼仪办事，就不会受到狡诈虚伪的欺骗。《史记礼书》记载

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

因此绳墨是正直的标准；秤是公平的标准；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标准；礼则是为人处世的标准。然而那些不遵循礼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礼，他们是无道的流氓；遵循礼法的人才配以礼相待，称为有道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能契合礼仪之道，又能探求思索，叫做能虑；能虑而又不轻易变换观点，叫做能固。能虑能固，加上对礼赤诚的爱好，便是圣人了。“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天是高的顶峰，地是低下的极点，太阳月亮是明亮的极点，无究的宇宙是广大的极点，圣人就是遵循礼义之道的极点。

礼治是强国的根本，不能实行礼治的国家就会面临失败。《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十三年春，秦兵遂东，更晋地，过周北门。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不败何待！”秦军东进，意欲偷袭郑国，经过晋地，路过周的北门。周王孙满说：“秦军没有礼数，不失败才怪。”礼是强国治军的根本，秦军没有礼数，因此周王孙满预言了秦军失败的结局。

《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礼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由余的祖先是晋国人，后来逃亡到戎地，因此他会说晋国话。戎王听说秦缪公贤德，就派由余到秦国去考察。秦缪公向他炫耀宫殿和物资。由余说：“这就是让鬼神来完成，也够劳烦鬼神了；若让人民来完成，也太劳苦人民了。”秦缪公对他的讲法感到很奇怪，问他说：“中原国家以诗书礼乐法度作为治理原则，尚且经常出乱子，如今戎翟没有这些诗书礼乐法度，那么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呢？不是会更加困难吗？”由余笑着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这正是中原国家发生乱子的原因。从至圣黄帝制定了礼乐法度，他就以身作则，率先奉行，才仅仅达到小治。等到了后世，统治者日益骄纵，却依仗法度的威严，来苛求百姓，百姓疲劳到极点就会怨恨统治者不仁不义，上下互相责怪，就会产生篡夺杀戮，导致断子绝孙，都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戎夷却不是这样。依照礼仪治国，要求统治者不仅要以身作则，而且还要戒骄戒躁，宽待百姓。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小时候做游戏，经常摆设各种祭器，效仿祭祀的礼仪动作。“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孔子年轻的时候就爱好礼仪，他不就是才德显达的人吗？“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鲁国上至大夫下至百官都不守礼仪，所以孔子不愿在鲁国继续为官，于是退闲在家，专心编修《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的学生越来越多，有的来自远方，无不虚心求教。孔子说：“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鲁莽啊，仲由！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教化便不能兴盛；礼乐教化不兴盛，刑罚就会不准确适度，老百姓就会不知所措。《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他把其中重复的篇章都删去了，选取了其符合道义的篇章，用于礼义教化。最早叙述的是殷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其次叙述的是殷、周两代的兴盛，最后叙述周幽王、周厉王的政治缺失，而开篇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关睢》这一篇作为《国风》之始，《鹿鸣》作为《小雅》之始；《文王》作为《大雅》之始；《清庙》作为《颂》之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配乐，以求与《韶》、《武》、《雅》、《颂》这些音乐相和。先王的乐制度得以称述，王道完备了，六艺的编修也完成了。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子贡说：“难道鲁君不能终老于鲁国吗？老师曾说过：礼法丧失便会昏乱，名分丧失便会出现过失。意志丧失了便会昏乱，失去所宜便会出现过错。”由此可见，礼治是强国固家的根本。

三、礼治的要求是不繁缛、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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