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史记》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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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产生了新的时代特点。汉武帝在政治上采取“推恩令”的方式巩固了中央统治胁；军事上讨伐匈奴、南越等地，抵御了边疆威胁；经济上采取盐铁专营等措施增强了国家实力；文化上又实行独尊儒术的策略统一了国家思想。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高度强化。这一时代背景影响下产生的《史记》自然有时代的印记，带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烙印，具有强烈的等级性与阶级性。然而司马迁本人却是一个带有民主思想与进步眼光的伟大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考量后，司马迁撰写《史记》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带有一些进步的民主色彩。这是《史记》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曾招致大量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史记》区别于同时期甚至其后的其他历史著作，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一、司马迁的民主理想

尧、舜、禹是儒家所认为的有德之君，其统治时期也被认为是治世时期，从春秋时期就不断被提及成为各学派景仰的理想社会。司马迁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也接受了儒家关于上古尧、舜、禹时期的政治构想。《史记》中的民主思想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司马迁对尧、舜、禹统治的追念。

（一）君臣议事过程的民主性

《史记》所记载上古君王在进行政事决定不是独断地做决定，而往往会征求身边群臣的意见。君臣政事议定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在尧帝年老，寻求继承治水事业的时候。尧说：“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他的大臣放齐举荐了尧的儿子丹朱，尧认为丹朱愚顽、凶恶，不能用。尧又问道丹朱还有谁。大臣驩兜说：“共工广泛地聚集民众，做出了业绩，可以用。”尧对共工还是不满意，说：“共工好讲漂亮话，用心不正，貌似恭敬，欺骗上天，不能用。”尧又问大臣四岳：“如今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民众万分愁苦，谁可以派去治理呢？”大臣们推荐说鲧可以。尧说：“鲧违背天命，毁败同族，不能用。”四岳都说：“就任用他吧，试试不行，再把他撤掉。”尧因此听从了四岳的建议，任用了鲧。在这场关于治水人才的任用上，尧帝并没有任人唯亲，也没用独断专行，而是耐心地听取大臣们的意见，特别是关于鲧的任用上，虽然他本人认为鲧不可以，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听取四岳的建议。帝尧去世后，帝舜继承了帝位，于是他继续咨询四岳说：“有能够很好地完成尧的事业、可以担任官职的人吗？”四岳都推荐禹做司空，认为他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尧的勋业。”帝舜也很好地听从了大臣的意见选择禹去平定水土。

上古这些君王在与大臣商定政事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民主色彩。我们认为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的时候选择将这些君臣问答的细节保留记录下来是有特殊深意的。反观司马迁一生，李陵事件可谓是他生命中最深刻的遭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却听说他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又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所以他对汉武帝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认为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这样的见识可谓冷静而深刻，况且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本有责任在此时提供建议，而汉武帝却龙颜大怒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讽刺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死牢。联系司马迁的这一经历，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他将上古君臣议事过程详细记录在这里，一方面是对汉武帝独断专制的讽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上古具有民主色彩政治社会的追念。

（二）政事决定程序的民主性

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全文转录了《尚书洪范》一文，《洪范》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史记》全文转录显示了司马迁对这部治国大法的高度重视。《洪范》指出“作民父母，为天下王”的天子地位固然崇高，但在行使权力时却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心血来潮便发号施令，而是必须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以保证重大决策的公正合理。《洪范》“九畴”第七条“稽疑”指出天子在出台某项重大决议时，除了自身要慎重思考外，还要依次征求大臣百姓的意见，最终更要看看卜筮的结果。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强，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政事如果遇到重大的疑难问题，就首先独自深思熟虑，然后与卿士商量，与百姓商量，最后用卜筮来决断。君王自己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卿士同意，百姓同意，这就叫大同，那么君王本人就健康强壮，子孙也将大吉大利。君王自己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卿士不同意，百姓不同意，这是吉。卿士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君王不同意，卿士不同意，这也是吉。百姓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君王不同意，卿士不同意，这还是吉。君王同意，龟卜同意，草占不同意，卿士不同意，百姓不同意，在境内办事就会吉，在境外办事就有凶险。龟卜、草占与人们的意见都违背，静守就会吉利，行动就会有凶险。《洪范》这里认为君王不能独断，政事需要寻求君王、龟卜、草占、卿士、百姓意见的统一，可以看出连身处社会下层的庶人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左右国家的政治举措。强调天子在决策时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独裁专断，而应尊重民意，重视程序，故而有学者将《洪范》评价为一篇闪烁着民主光芒的宪法。[陈曦：《司马迁开明思想略议：以《洪范》、“天人三策”为背景》，《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文录入《洪范》篇，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心中是十分认可这一议事程序。除此之外，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多处记载关于百姓议论朝政的事理。《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时期，施行暴政，奢侈傲慢，住在国都中的人非议厉王。召公劝谏说：“人民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周厉王找到一个巫士专门监视非议王的人。凡是报告上来有属于这种罪的都杀掉。导致国都中的人都不敢说话，走在路上只能以目光示意。厉王很得意，告诉召公说：“我能平息人们的非议，使他们连话也不敢讲。”召公说：“这是因为您把他们的嘴堵起来了。堵人民的嘴可是比堵水还要危险。水被堵塞会决堤泛滥，伤人肯定很多，人民也是一样的。所以管理水的人要对水加以疏导，管理人民的人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因此天子为了了解下情，要让上至公卿下至列士的人都献诗，让盲乐师献曲，让史官献书，让师规诫，让无眼珠的盲人叙事，让有眼珠的盲人朗诵，让百工劝谏，让庶人街谈巷议，让近臣都来砚劝，让亲戚补察过失，让音乐师和史官来教诲，让老人们来整理，而后由帝王斟酌，所以政书得以施行而不违背情理。人民有嘴，就像土地上的山川是财货之源，平原沃野是衣食的来源。让人开口讲话，好事坏事都能反映出来。做好事而防备坏事，是财货和衣食的真正来源。人民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讲，才能把事办好。如果把他们的嘴堵起来，又怎么能够长久呢？”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谏，最终导致国人叛乱，厉王不得已逃亡在外。周厉王的故事正说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在司马迁看来，要想取得政权的持久稳定，就要获得百姓的支持，所以要有百姓发声的渠道。在司马迁的心中汉文帝就是一个为政广开言路的明君。在《孝文本纪》里司马迁记录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献善言的旌旗和供书写批评言论的木柱，以此来保持治国之道的畅通，使直言正谏的人前来发表意见。现在法律上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皇帝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够使远方的贤良人士来到朝廷呢？应该废除这一法令。百姓当中有人咒诅皇帝，约定互相隐瞒，而后来又相互欺蒙揭发，官吏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果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以为是诽谤。这些都是小民的愚昧无知，据此治以死罪，我非常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这种罪行的，不要审理和治罪。”允许人民发声，给人民说话的权利，这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民主色彩，这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力肯定的治国理念。

（三）政权变更的民主性

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所谓禅让制是指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或帝王自愿让位给别人的一种方式。禅让的原则是选贤任能而不是任人唯亲。

《五帝本纪》记载尧说：“唉！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我们的德行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尧说：“那就从所有同姓异姓远近大臣及隐居者当中推举吧。”大家都对尧说：“有一个单身汉流寓在民间，叫虞舜。”尧说：“对，我听说过，他这个人怎么样？”四岳回答说：“他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而舜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把家治理好，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尧说：“那我就试试他吧。”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从两个女儿身上观察他的德行。舜让她们降下尊贵之心住到妫河边的家中去，遵守为妇之道。尧认为这样做很好，就让舜试任司徒之职。舜谨慎地理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人民都遵从不违。尧又让他参与百官的事，百官的事因此变得有条不紊。让他在明堂四门接待宾客，四门处处和睦，从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恭恭敬敬。尧又派舜进入山野丛林大川草泽，遇上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更认为他十分聪明，很有道德，把他叫来说道：“三年来，你做事周密，说了的话就能做到。现在你就登临天子位吧。”舜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不愿接受帝位。正月初一，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这就是尧帝禅让舜帝的故事。

等到舜帝年老的时候又把禹推荐给上天，让他作为帝位的继承人。十七年之后，舜帝逝世。服丧三年完毕，禹虽然为了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躲避到阳城。但天下诸侯都不去朝拜商均而来朝拜禹。禹这才继承了天子之位。

禹帝立为天子后，举用皋陶为帝位继承人，把他推荐给上天，并把国政授给他，但是皋陶没有继任就死了。后来又举用了益，把国政授给他。过了十年，禹帝到东方视察，到达会稽，在那里逝世。把天下传给益。服丧三年完毕，益又把帝位让禹的儿子启，自己到箕山之南去躲避。因为禹的儿子启贤德，天下人心都归向于他。等到禹逝世，虽然把天子位传给益，但由于益辅佐禹时间不长，天下并不顺服他。诸侯还是都离开益而去朝拜启，于是启就继承了天子之位。

从尧到舜，从舜到禹，从禹到启，司马迁在《史记》中摈弃了关于禅让制度的其他争议，而将其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表现出对这一民主制度的认可。

二、司马迁的民主观念

如果说《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民主理想的话，那么《史记》本身的体例设计则可以说是司马迁本人民主思想的直接反映。

不可否认，整体上看《史记》体例的设计有着鲜明的等级性。特别是其中主要部分，即关于人物传记的部分——本纪、世家、列传，本身便是按照人物的阶层进行的分类。其中十二本纪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历代君主的统系。帝王是天下所系，司马迁为《史记》所创立的体例以帝王为中心。以帝王为中心的本纪是《史记》记事的纲领。《史记》中其他的人物与事件都以本纪为中心扩展开来。三十世家主要记录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大姓氏家族。这些累世公卿在现实政治中一般作为帝王的辅助，维护了大一统政治制度的施行。三十世家的传主大多都是“辅拂股肱之臣”，居于臣属地位。对本纪与世家的关系，司马迁比喻为“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帝王至尊、群臣为辅的政治结构秩序。七十列传所记为帝王、世家以外，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司马迁为了避免这些在时代变革中或历史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湮没于历史长河，特为他们立传著说。《史记》本纪、世家、列传按照传主阶层与地位进行分类，具有严格的阶级性。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强化的时期，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但是《史记》并没有为这一时代背景彻底束缚，而表现出来超越时代的民主色彩。

（一）为底层人立传

《史记》所记的列传部分传主是除了帝王、世家大臣之外的人物。这些人物既有在历史时期有重大作为的谋臣策士，如苏秦、张仪；有征战边关、功勋卓越的将帅，如卫青、李广；有传承文脉的孔门书生；有以文学名世的司马相如。除此之外，还为大量社会底层的刺客、游侠、货殖等等作了传记。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引韩非子的话：“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把“侠”和“儒”相提并论。在“独尊儒术”的武帝时代，展示出来极大的胆识与勇气。他传记游侠朱家“私义廉洁退让”“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以德报冤，厚施而薄望”。在《信陵君列传》里信陵君重用一名叫侯赢的守门人，侯赢为信陵君出谋划策，终使信陵君作出了窃符救赵的壮举。还有一位叫朱亥的屠夫，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锤死了晋鄙，使得信陵君得以统率了晋鄙的军队，成为窃符救赵中关键一环。《刺客列传》中的专诸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豫让为主复仇，用漆涂身，吞炭使哑；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荌，遂以剑自毁其面，挖眼、剖腹自杀；荆轲为燕王刺杀秦始皇，“风箫箫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演绎出一曲慷慨悲歌，这些人都给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货殖列传》中肯定了商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仅记载了范蠡、白圭、猗顿这些历史上的大商人的事迹，而且列举了当时的一些商人如蜀卓氏、程郑、曹邴氏等人，肯定了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的正当性。这些下层人物甚至涉及行走叫卖、贩卖油脂、卖水浆、磨刀、卖羊肚儿、给马治病等等行业的人。司马迁说这些人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滑稽列传》中所描写的是一些专供国君、贵族戏弄玩笑、为人们所轻视嘲笑的滑稽小丑，如淳于髡、优孟、优旃、郭舍人、东方朔等人，司马迁肯定和赞扬了他们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讽刺和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婪横暴、不惜民力、不珍爱人才的行为。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正史官书所不齿的这些人物立传。他们或身怀绝技，或武功高强，或智慧超凡，司马迁不仅肯定了他们的社会贡献，而且指出了他们可贵的品格甚至连一些社会上层也不可企及。他们忠实守信，令人景仰。司马迁为这些人立传表现出可贵的民主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封建社会《史记》招致了很多非议。班固就很不认可这一点，批评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二）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

《史记》在记录地处中原的民族史之外，还特意为一些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立传，记录他们的历史。虽然《史记》之前众多的中国古籍也有零星的涉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容，但是受到“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之前的古籍几乎不会专门去记录这些民族的事情。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摈弃了“夷夏之别”，具有民族平等的思想。毕竟在《太史公自序》里他谈到了撰写《匈奴列传》是出于备战的目的：“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彊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可是司马迁的确为周边少数民族作了传记，这些传记成为研究民族问题的第一首资料。它保存了从远古的五帝时代到秦汉时代漫长的民族史料，展现了分散的原始部落如何走向统一，众多的民族如何融合发展的过程。在《史记》中除了《楚世家》《越世家》等传统中原文化圈之外的民族传记，还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周边民族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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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记》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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