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记》的法制思想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资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司马迁十分重视法制，因此《史记》中记载了丰富的法制思想。

我国的法制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舜帝时代就已经任命了司法官。舜帝任命皋陶为“士”，即法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舜说：“皋陶，蛮夷各族侵扰中原，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你去担任司法官，五刑要使用得当，根据罪行轻重，在郊野、市、朝三个不同的地方执行；五种流放的刑罚要有一定的尺度，要根据五种流放的刑罚建立三种流放场地。只有公正严明，才能使人信服。”“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皋陶公平执法，使百姓信服。皋陶担任大理，掌管刑法，断案平正，人们都佩服他能按情据实断理。

《史记》中的法制思想核心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因此，《史记》中的法制思想围绕这一核心，展现出以下三个主要内容。

一、推崇法德结合的治国理政思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受到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史记》中的法制思想核心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早在尧帝时期，舜创立了“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将德制与法治相结合。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尧认为舜这样做很好，就让舜担任司徒之职，谨慎地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人民都能遵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尧又让舜参与百官政务，各种事务变得有条不紊。“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让舜在明堂四门主持接待宾客的事务，四门处处和睦，从远方来的诸侯及宾客都恭恭敬敬。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了孔子和老子对法制的评价。孔子认为：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如果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法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是却没有了羞耻之心。如果用德制引导百姓，用礼治来治理百姓，百姓们就既有羞耻之心又能自我检点且恪守正道。老子认为：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不局限于形式上的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死守形式上的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就越多。司马迁对孔子和老子的观点十分认同。司马迁说：“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说：孔子和老子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把国家政治治理好坏的根本。“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以前秦朝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还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最为严重，上下互相推诿欺瞒，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这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不使用强硬严酷的手段，怎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宣扬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愚蠢浅陋的人听到道德就会大笑。”这些不是空话。“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汉朝初年，将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将繁杂的法律条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疏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不至于干出什么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宽厚，而不在于酷刑。

因此司马迁十分推崇重视法德结合、轻刑缓罚的君主。例如，废除秦朝严刑峻法的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们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父老们遭受秦朝的苛法已经很久了，诽谤朝政的要灭族，人们相聚耳语的就要在街市上处斩示众。“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我和诸侯们立定盟约，先入关的就在关中称王，因此我应当称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我跟各位父老约定，法律只有三章：杀人的处死，伤人和抢劫的各当其罪。其余的秦朝法律全部废除。各级官吏和百姓都安居如故各司其职。我所以到这里来，目的是为父老们除害，不会有欺凌暴虐的行为，大家不要害怕。我之所以退兵驻守在霸上，是等待诸侯们到来共同制定遵守的纪律。刘邦便派人与秦朝官吏一同巡行各县乡，转告百姓。秦地的百姓很高兴，争先恐后地拿出牛羊酒食犒赏刘邦的士兵。刘邦推行了法德结合的政策，深得民心。

司马迁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原因，认为残酷的刑法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司马迁认为汉朝兴起的原因是废除了严刑酷法，将法治与德制相结合。《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太史公司马迁说：夏朝政治讲究质朴厚道，质朴厚道的弊病是让百姓粗野失礼，因此殷朝奉行恭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恭敬的弊端是使百姓迷信，所以周朝人用讲究尊卑等级来承替它。“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讲究尊卑等级的弊端是使平民百姓不能以诚相见，因此纠正的办法莫如奉行质朴厚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夏、商、周三王的治国法则循环往复，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在周朝和秦朝之间，可以说是讲究尊卑等级的弊端都暴露出来了。秦始皇赢政不加以修正，反而实施残酷的刑法，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于是汉朝兴起，面对过去的弊端，能够改变治国法则，使百姓不疲倦，这就是得到天道的规律了。

汉文帝重视道德教化，废除严刑酷法，取消连坐、肉刑。《史记孝文本纪》：“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汉朝兴起之后，废除了秦朝的苛政，简化了法令，施德政恩惠于民，人人都生活安宁，人心难以动摇。《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十二月，皇帝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止暴乱，并引导人们向善。现在有人犯法定罪后，还要让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连坐，沦为奴婢，我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你们讨论一下。官员们都说：“百姓不能自律，所以才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互相连坐治罪，目的是束缚百姓的心理，使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从很久之前就在施行，像从前一样的做法是适宜的。”皇帝说：“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会忠厚，论罪量刑得当，百姓就会顺从。况且治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如果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惩罚他们，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暴作乱，法律怎么能约束得了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益处。你们再深思熟虑。官员们都说：“皇帝加于民众的恩惠浩荡，德泽深厚，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我们谨奉诏书，废除连坐的法令。”汉文帝施惠于民，废除了连坐、肉刑，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犯有罪行，应当受到刑罚，诏狱将他逮捕押送长安。太仓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太仓公被捕临走时，骂他的女儿们说：“家里没有生儿子，一旦有个缓急事情，一点忙都帮不上！”他的小儿女缇萦暗自伤心流泪，就跟随他的父亲到了长安，上书说：“我父亲为官，齐国地区的人都夸赞他廉洁公正，现在犯法应当受刑。我认为已经死去的人不能生还，身受刑罚的人不能再把肢体连接起来，哪怕他们想改过自新，也都无路可走。我甘愿被收入官府为奴婢，救赎父亲的刑罪，使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缇萦的上书送给了皇帝，皇帝悲怜她的诚心，就下诏说：我听说有虞氏时期，图画罪犯的衣帽以此区分罪犯，羞辱他们，而民众就能不违犯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现在法律规定有三种肉刑，而奸邪犯法的事情不能被禁止，究竟原因在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德薄，教化不明的缘故吗？我自己深感惭愧。所以训导的方法不完善，就会使百姓愚昧，并陷入刑网。《诗经》中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没有进行教育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有的人想要改过向善都没有机会，我非常怜悯这些人。刑罚竟然断人肢体、刻肌刺肤、使人终身不能恢复，这是多么痛苦而没有恩德的行为，哪里符合为民众父母的宗旨呢！应该废除肉刑。汉文帝施惠于民，废除了连坐、肉刑，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二、反对苛刑酷吏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观点，并阐发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的观点，体现出司马迁对于酷吏的反感。酷吏是指用残酷的方法进行统治的官吏。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帝宽刑慎杀：“肇十有二州，决川。”舜开始把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州，疏浚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规定刑罚，用流放的方法从宽处理刺字、割鼻、断足、阉割、杀头五种刑罚的人，官府里用鞭子施刑，学校用戒尺惩罚，用黄金可以赎罪。“眚灾过，赦；怙终贼，刑。”因为灾害而造成过失的可以赦免；怙恶不悛、坚持为害的要施严惩。“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谨慎啊，再谨慎，用刑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用刑罚！

卫鞅变法，执行了严酷的新发。而卫鞅最终也死在了他自己严酷的新法之下。《史记李斯列传》：“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卫鞅的新法规定，处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撒灰是小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小罪。罪轻尚且重罚，何况犯了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史记李斯列传》：“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当时的法令刑罚一天天残酷起来，群臣上下人人自危，打算反叛的人很多。《史记商君列传》：“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规定，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要判罪。”商君长长地叹息说：“哎呀！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贾谊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朝废弃仁义治国的原则，而以暴虐的刑罚压迫百姓。《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的心理，凭着一己私智，既不信任功臣，也不亲近士族百姓，废弃了王道，树立个人的权威，禁止典籍通行，而使用严酷的刑法，以权术暴力为先，以仁义为后，把暴虐作为统治天下的开端。“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兼并天下的人就会重视权术暴力，使天下安定的人就会重视顺应民心，这就是打天下与守天下在方法上的不同。

在苛刑酷吏的专政之下，百姓深受压迫。汉武帝就是一位重用酷吏的帝王。因此司马迁特别为汉武帝一朝的十大酷吏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写了一篇列传，记载了酷吏苛政之下百姓的困苦生活。《史记酷吏列传》记载：“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郅都升任中尉，丞相周亚夫官位最高而且傲慢，郅都见到周亚夫只是作揖。“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这时，民风淳朴，人人害怕犯罪因此守法自重，郅都却施行严酷的刑法，以至于执法不回避权贵和皇亲国戚，列侯和皇族宗室见到他，都侧目而视，称他为“苍鹰”。很久以后，郅都死去，后来长安附近宗室中许多人凶暴犯法，于是皇上召来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他仿效郅都治理，他的廉洁比不上郅都，皇族豪强人人都惶恐不安。

《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周阳由的父亲赵兼以淮南王刘长舅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因此姓周阳。周阳由凭借外戚的身份被任命为郎官，服事汉文帝和汉景帝。汉景帝时，周阳由当了郡守。汉武帝即位后，官吏治理方式遵循法度，行事谨慎，但是周阳由在二千石的官员之中，最为暴虐残酷、骄傲放纵。“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如果是他所喜爱的人犯了死罪，他就曲解法律，让那个人活下来；如果是他所憎恶的人，他就歪曲法令把那个人杀死。《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从宁成、周阳由之后，政事日益增加，百姓用巧诈的方法对付法律，大多数官吏都像宁成、周阳由一样暴虐残酷。

三、要求执法公正

执法公正要求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卫鞅变法推行新的法令时，法令不通。于是卫鞅从太子下手，推行法治。《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秦惠文君即位。这一年，卫鞅被诛杀。卫鞅当初在秦国施行新法时，新法得不到推行，太子触犯新法。卫鞅对秦孝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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