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以人为主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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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是在继承先秦史传散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理念，以包罗古今、总揽宇宙的心胸与气度创造出的新的纪传体史书，从而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圭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揭示了《史记》的创作思路和宗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通过创作《史记》，充分展示了他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总体而言，司马迁于“天人之际”更强调“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深刻地体现了其以人为主体的思想。

一帝王将相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凸显了帝王将相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具体来看：

（一）帝王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历代的帝王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掌舵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颛顼、帝喾、唐尧与虞舜的记载，重点突出了他们修德保民、立功天下的功勋。

神农氏之时，黄帝不忍“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习用干戈，伐蚩尤、征炎帝，使得天下太平，诸侯全部归服。颛顼帝则“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沉静稳练，通达事理。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以充分利用地力，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四面开拓，使得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全都平定了，天下没有不归服的。

高辛帝也是“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德高望重者。他能顺应上天的意旨，了解下民之疾苦。仁德而威严，温和且守信，修养自身，天下归服。他收取土地上的物产，俭节地使用；抚爱教化万民，把各种有益的事教给他们；推算日月的运行以定岁时节气，恭敬地迎送日月的出入；他明识鬼神，慎重地加以事奉。他仪表堂堂，道德高尚。他行动合乎时宜，衣服用度如同士人。帝喾治民，就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不偏不倚，遍及天下，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风雨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顺从归服。

帝尧放勋更是一位圣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

虞舜名重华。他是中国历史上“孝”的典范。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瞎子，舜的生母死后，瞽叟又续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弟弟象，象桀骜不驯。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把舜杀掉，舜都躲过了；舜若是有点小错，就会遭瞽叟到重罚。然而，舜依然很恭顺地侍奉父亲、后母及后母弟，一天比一天地忠诚谨慎，没有一点懈怠。舜二十岁时，就因为孝顺出了名。三十岁时，尧帝问谁可以治理天下，四岳全都推荐虞舜。舜以自己的德行使天下人归服。他在历山耕作时，历山人都能互相推让地界；在雷泽捕鱼时，雷泽的人都能推让便于捕鱼的位置；在黄河岸边制作陶器，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了。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二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三年就变成大都市了。看到舜的这些功绩，尧就赐给舜一套细葛布衣服，给他一张琴，为他建造仓库，还赐给他牛和羊。此后，舜更加勤勉自律，最后帝尧终于将天下让给了虞舜。

“五帝”外，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帝王还有很多，如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周文王和周武王。据《周本纪》载，文王还在做西伯侯的时候，就暗自修养自己的德行，凡事以仁德为本，仁人爱物，诸侯都来请他裁决是非。当时虞、芮两国的人有讼事不能裁决，故前往周。他们进入周的国界，看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人民都以谦让长者为美德。虞、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已觉惭愧，相互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还去干什么，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于是返回，互相谦让而去。西伯侯姬昌的治国理念与殷纣王形成鲜明对照。他能以人为本，故人们都愿意归附他。

武王姬发秉承其父作风，也能以人为本。这在武王姬发推翻殷纣王统治，建立周王朝之初，对待殷纣王的儿子和百姓方面，就得到了充分体现。武王以殷的遗民封商纣之子禄父，又派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国。然后，又命令召公放箕子出狱；命毕公放百姓出狱；命南宫括散发聚集在鹿台的钱财和巨桥的粮食，用来赈济贫苦的野人和贱民。周武王姬发善待殷之遗民，优待百姓的民本政策使他更进一步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通过对历史的记述，司马迁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虽云在“天”，实则在“人”。如《高祖本纪》所载，刘邦则特别重视对“人”作用的强调。《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对自己取天下原因的分析，正说明了这一点：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以吾所以取天下也。

与刘邦相反，项羽刚愎自用，不善用人，仅想凭借一己之武力夺取天下，最终导致失败。《项羽本纪》在详细记述了项羽由最初起兵到乌江自刎的全过程后指出：“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里，司马迁指出：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天亡我”是极其错误的。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并“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从而导致失去民心，“王侯叛己”，最终走向了灭亡。《史记索隐》也批评项羽说：“始救赵歇，终诛子婴。违约王汉，背关怀楚。常迁上游，臣迫故主。灵壁大振，成皋久拒。战非无功，天实不与。”这里都将项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虽后者将民心向背表述为天意，然而都说明了《史记》对于人的力量的重视和人心向背对于统一天下的重要性。

《史记》所载的其他能够秉持以人为本治国思想的君王还有很多，此不尽述。司马迁对这些君王的记载，总结了王朝更迭的关键因素在“人”不在“天”，即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赢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君王能否践行以人为本治国理念，能否真正将人民、百姓放在心坎上。

（二）对贤臣良将的赞扬

《史记》不仅对帝王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歌颂，还对人臣的德行和功勋做了详细的记载。

《史记》中的世家和列传就是专门针对人臣而立传。如“三十世家”之首的《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吴太伯的颂扬便是显例。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均为周太王之子，季历之兄。季历十分贤能，而且又有一个具有圣德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昌，太伯、仲雍二人看出了父亲的心思后，于是就逃往荆蛮，象当地蛮人一样文身断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果然继位，就是王季。太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吴”。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都愿意追随归顺他，尊立他为吴太伯。吴太伯与其弟仲雍为了打消父亲的顾虑，甘愿“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而将太子之位让给弟弟季历，最终传给贤能的姬昌。其谦让之德堪比唐尧、虞舜。他们这样做，既尽了自己的孝道，同时又避免了兄弟争权局面的出现，为天下赢得了和平。

再如《乐毅列传》所载乐毅对于燕国的贡献。乐毅的祖先叫乐羊。乐羊曾担任魏文侯的将领，他带兵攻下了中山国，魏文侯把灵寿封给了乐羊。乐羊死后，就葬在灵寿，他的后代子孙们就在那里安了家。乐毅是乐家后人中的贤能之人。乐毅喜好军事，赵国人曾举荐他出来做官。到了赵武灵王在沙丘行宫被围困饿死后，他就离开赵国到了魏国。后来他听说燕昭王要向齐国报仇雪恨，甘愿降抑自己的身份，礼贤下士，招揽天下贤士。于是，乐毅为魏昭王出使到了燕国，燕王以宾客的礼节接待他。乐毅推辞谦让，后来终于向燕昭王敬献了礼物表示愿意献身做臣下，燕昭王就任命他为亚卿。燕昭王向乐毅询问攻打齐国的事情。乐毅回答说：“齐国原来就是霸国，如今仍保留着霸国的基业，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可不能轻易地单独攻打它。大王若一定要攻打它，不如联合赵国、楚国以及魏国一起攻击它。”于是，燕昭王派乐毅去与赵惠文王结盟立约，另派别人去联合楚国、魏国，又让赵国以攻打齐国的好处去诱劝秦国。由于诸侯们认为齐湣王骄横暴虐，对各国都是个祸害。于是，这几个侯国都争着跟燕国联合，愿意共同讨伐齐国。乐毅回来汇报了出使情况，燕昭王非常高兴，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并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授给了乐毅。于是，乐毅统一指挥着赵、楚、韩、魏、燕五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在济水西边大败齐国军队。这时各路诸侯的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唯有燕国军队在乐毅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之敌，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在济水西边被打败后，就逃跑到莒邑，据城固守。乐毅集中兵力攻击临淄，拿下临淄后，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夺取过来运到燕国去。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上慰劳军队，奖赏并用酒肉犒劳军队将士，把昌国封给乐毅，封号昌国君。乐毅为燕国建立了不世功勋，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乐毅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对燕惠王听信谗言，中了齐国田单的反间计迫使乐毅走逃赵国的结局而感到悲愤！

司马迁对于明君贤臣的记载饱含着赞颂之情，因为他们或是为了天下子民，或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在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史记》中记载的明君贤臣远不止上文所举，其他的君王如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秦始皇嬴政等，贤臣如辅佐齐桓公的管仲；辅佐晋文公的狐偃与先轸；辅佐嬴政的吕不韦、李斯、蒙恬等，都为推动天下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司马迁为这些英雄人物立传，热情的歌颂他们的功绩，本身就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与高扬。

二对社会底层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

《史记》记载人物不论出身，只要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的，都予以高度的赞扬。在《史记》中，记载了不少社会底层的人物。如农民起义英雄、刺客、游侠等等。

《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陈胜虽出身卑微，然而他却有着宏大的志向，不甘心一辈子受人驱使，曾叹息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陈胜、吴广借着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发动戍卒揭竿而起，反抗秦朝的统治。因此，陈胜、吴广以首难之功被司马迁列于世家之中。

再如《刺客列传》所载刺客第一之曹沫，便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曹沫是鲁国人，凭勇敢和力气侍奉鲁庄公。庄公任命曹沫为鲁国的将军，和齐国作战。曹沫却因多次战败而逃跑。鲁庄公害怕了，就献出遂邑地区求和，但仍继续让曹沫任将军。齐桓公答应和鲁庄公在柯地会见，订立盟约。齐桓公和鲁庄公在盟坛上订立盟约后，曹沫趁机手拿匕首胁迫齐桓公。桓公的侍卫人员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桓公问：“您打算干什么？”曹沫回答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而大国侵略鲁国也太过分了。如今鲁国都城一倒塌，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了，您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于是，齐桓公答应全部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说完以后，曹沫扔下匕首，走下盟坛，回到面向北的臣子位置上，面不改色，谈吐从容如常。齐桓公很生气，打算背弃盟约。管仲说：“君主不可以这样。贪图小利用来求得一时的快意，就会在诸侯面前丧失信用，失去天下人对您的支持，不如归还他们的失地。”于是，齐桓公就归还了占领鲁国的土地。曹沫最终为鲁国挽回了所有损失。

《刺客列传》中除曹沫之外，还记载了众多的刺客，他们均以自己的勇武或是生命代价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如曹沫行刺齐桓公之后一百六十七年，乃有专诸刺吴王僚；其后七十多年，有豫让刺赵襄子；其后四十余年，有聂政刺韩相侠累；其后二百二十余年，有荆轲刺秦王等。这些刺客均出身卑微，但都能为了国家大义挺身而出，凸显了个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为后世所景仰。

不惟刺客，《史记》中还记载了一些游侠之士，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普遍的，也最为人称道的优秀品质。如《游侠列传》所载的朱家便是。鲁国的朱家与高祖刘邦是同一时代的人。鲁国人都崇尚儒家思想，而朱家却因为是侠士而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更是不可胜数。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彩饰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牛拉的车子。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他曾经暗中救助季布摆脱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做了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不求回报。这样的侠义之士，即使在今天也是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至于田仲、剧孟、王孟、郭解等人，也都能行侠仗义，或救济困厄，或明礼知义，都得到了下层百姓甚或帝王将相的称颂。司马迁为这些侠义之士专门立传，标榜其侠义之行与豪侠精神，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人本思想。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侠义之士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种仗义行侠的精神和行为，对于当代社会见义勇为者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与刺激，对于当今社会见义勇为精神的张扬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及富商等社会价值的肯定

《史记》不愧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仅为帝王将相，农民起义英雄、游侠与刺客等各阶层人物立传，而且还为在某些行业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物立传，诸如思想家、文学家及富商等各行各业的人物。这些人物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智慧，同样为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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