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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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康梁变法”之前，史家对政策面一地鸡毛，变法结果一败涂地，导致王朝行政一蹶不振，经济生态持续恶化的王安石变法持基本否定态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王安石变法虽然初衷良好，但流弊多于改进，教训多于经验，“拗相公”王安石被视为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逆反狷介的妄人。妄人康有为偏爱与自己个性类似的“拗相公”，遂借自家话语权，对“拗相公”进行一番精装修，全面逆转了王安石的历史形象。

公元１０８６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在新法被废后忧愤而死。穿越时空隧道，审视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变法失败的一些主要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从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立法设计看，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减轻百姓负担，实现政府与老百姓“双赢”，绝大多数变法条款至少是有益无害“的帕累托改进”。但是，善法在实施中被严重扭曲，新法实施的结果则出人意料地恶劣。在青苗法实施中，各级政府官员强行放贷，暴力收贷，层层加码，逐级提高利率，加之贷款手续烦琐，经办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乱收费，利民之法在基层社会成了贪官污吏“寻租”的手段和借口，造成民怨沸腾，变法的目的和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市易法在实施中走向反面，作为执法主管部门的“常平市易司”滥用职权，堕落到自己的对立面，政企不分，自身利益驱动，投机倒把，中饱私囊，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成为百姓痛恨的“官倒”，比变法前的富户奸商还坏。均输法设立的“政府采购制度”被主管部门扭曲、架空，“发运使衙门”由政府机关演变为集管理、办理和经营职能为一体的“行政企事业”，垄断经营，滥用职权，扭曲政策，一头吃财政，一头吃“客户”，居中盘剥利润，大搞资本体外循环，谋取部门利益。其他新法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给“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贪污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由此可见，反腐败，反垄断，防止扭曲政策，堵塞体制交替漏洞，关系人心顺逆向背，关系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成败。

善治当用良吏，法治社会如此，人治社会唯其如此。在人治社会里，任何政策的执行都无法摆脱“关键在人”、“精英学术”和“精英政治”等“人事依赖症”。王安石受过严格系统的礼教训练，经过长期基层行政考验，又经历多年高层执政历练，他的见识、决心、道德、文章和能力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他急于推进变法，以当时对变法支持与否论取舍，用人失察，任用了吕惠卿、韩绛等一伙道德品质很坏的势利小人，撤职、调离了一批反对“急进式”变法，主张“渐进式”娈革的优秀官员，埋下了扭曲变法、人事纠纷和“窝里斗”的祸根。吕惠卿的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诬陷行为严重破坏了改革派的政治形象，毁坏了王安石的执政基础。

因此，立善法，用良吏是一切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