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的“静默”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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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汉景帝阳陵，如果赞叹历史的悠久，涉嫌无病呻吟，西汉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已逾千年；如果赞扬出土文物的精致，疑似少见多怪，大唐器物的精美是空前绝后的；如果人云亦云地赞扬“文景之治”，则显鹦鹉学舌之状。从文物陈列馆到陵区，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文景之治”的因缘，这种帝王个人风格明显的盛世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依赖汉景帝个体生命过程的“身体政治”能不能复制？汉景帝的“静默”风范是怎样炼成的？

前朝殷鉴，本朝教训。秦帝国二世而亡是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统治者的反面教材。汉景帝遵照先祖的既定方针，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避免百姓揭竿而起；减轻刑罚，避免官逼民反；广开言路，防止民怨沸腾。这些政策不是帝王对百姓的恩赐，而是基于刘氏家天下长治久安的理性选择，主观目的不是为百姓谋幸福，而是为皇家求稳定。汉景帝宣称“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这句话充分说明，汉景帝的“民本”政策是以百姓为生财之本、执政资本，君臣之间是主仆关系，官民之间是主奴关系。汉朝的州级长官叫作“州牧”，地方官叫作“牧民之官”，管理老百姓与牧羊一样。汉初统治者除了提供国防和境内治安两个“公共产品”外，没给纳税人办过什么好事实事，也没有过分坑害纳税人，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治”和为历代所称赞的文景盛世。

文景之治为何在景帝朝人亡政息？为什么汉武帝可以为所欲为，导致西汉由盛而衰呢？这其中固然有帝王个性和执政能力问题，然而，形势比人强，体制造形势，古今莫不如此。从汉高祖至汉景帝四朝的政治形势大同小异，中央有将相分权、外戚专权，地方有诸侯争权，外部有匈奴军事威胁，百姓穷困，国家财源不足，财力分散，中央政府无法积极作为，只好“无为而治”，保持“静默”。西汉前四代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一国两制”。高祖时期，西汉实行刘氏中央政府部分集权与有功诸侯王高度自治的体制。皇室与楚王、赵王、淮南王、梁王、燕王、长沙王等异姓王共享天下。这种“业绩股份制”因事权不清、互相猜忌、利益冲突而在维持五年后破裂。刘邦武力剪除七个异姓王后另封九个刘姓王，以防诸吕篡权，这种“ＤＮＡ股份制”又因为公共权力与私家权利边界不清，刘氏宗族矛盾激发史称“七国之乱”的社会动乱。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大，交通不便，信息传输困难的周朝，以至于后来的西汉帝国，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高度自治体制是一种现实的治理需要，汉高祖废异姓王再封刘姓王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战国七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自治基础，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速亡的教训对汉初君臣是一种警示。汉高祖试图建立一种统分结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新体制，但他不懂分权治理的宪政技术，制度缺陷激化宗族矛盾，最终导致手足相残，生灵涂炭。历代史家把分裂和动乱的责任全部推给兵变失败的诸侯，而没有审视皇权专制的制度性缺陷，没有深究皇帝治理地方中的不当行政行为，没有看到诸侯分封自治对皇权的有效制约，也没有客观评价吴、越、梁等诸侯国实行地方自治的积极性和取得的成效。例如，吴王刘濞治理有方，吴国非常富裕，财力调配矛盾和宗族矛盾共同引发吴王与汉景帝的军事冲突。汉武帝废黜大小１００多个诸侯王，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决策正确时行政效率很高，集中力量办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一有决策失误，损失惊人，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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